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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

    发布时间:2011-07-26 09:01:00 | 浏览次数: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

        [摘要]作为新民学会和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新民学会发生了质的飞跃,一批先进青年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通过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等,毛泽东引导新民学会会员和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打下思想基础;他领导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后,利用各种形式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深入工厂矿山与工人交朋友,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打下思想和组织基础;党的一大召开后,毛泽东通过建立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使湖南地区罢工斗争得到迅速发展,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新民学会;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初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下,国家四分五裂,军阀连年混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忧国忧民的毛泽东,曾投笔从戎支持辛亥革命,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五年半“修学储能”岁月。他受湘学士风和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先生影响,崇尚“实学”,注重实践,多次游学考察,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他关心劳苦大众,目睹工人们如嗷嗷待哺的求学情景,决心办好工人夜校。他关注国内外形势变化,被同学们誉为“时事通”。他立志探求救国真理,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心系社会、苦学砺志的远大抱负,伴随着毛泽东的整个青年时代。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实现理想抱负的关键一步。此举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历程,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一、经受五四大潮洗礼,引导新民学会发生质的飞跃

        1、 大力支持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对于如何更好地“施展抱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毛泽东在社会实践中,深感应结交能够刻苦耐劳、意志坚定的青年,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1918年4月14日,他和蔡和森等发起组建新民学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要求会员生活严肃、思想进步、有为国家民族做事业的远大志向。新民学会的成立,是毛泽东在一师办成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不久,蔡和森等人离开湖南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即成为新民学会的实际领导人。

        1918年夏,即将毕业的新民学会多数会员,对当下混乱的政局感到迷茫。毛泽东等决定学会向外发展,认为应以一批同志为核心向外开辟阵地,进而联络全国以至全世界同志,共谋全人类解放事业。因此他始终支持会员和湖南青年到国外勤工俭学。他于1918年8月第一次走出湖南来到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生做了大量的筹措路费等具体工作,直到1919年3月离开北京转道上海,送走两批赴法学生之后才回到长沙。

        但毛泽东自己却没有出国,主要原因是他第一次到北京后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毛泽东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期间,吸收了许多新鲜有益的知识,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和有志青年;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及各类社团的活动;拜访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著名人物,特别是读到李大钊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大开了眼界。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氛围,使他深切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振奋和刺激,开始重新思考怎样更好地“施展抱负”。他认为留在国内有好处:一是“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二是“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三是“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因此,他决定留在国内深入了解研究中国国情,以解决改造中国的问题。

        2、 组织领导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使新民学会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和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他作为宣传最新思潮的《湘江评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从7月创刊至8月中旬被反动当局查封,撰写了40篇文章。他热情欢呼十月革命,“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4页。;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提出社会改造“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8页。)。

        同年9月,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驱张(敬尧)运动,经过10个月奋战终于取得胜利。接着,他抓住机遇领导了湖南人民自治运动,连续发表14篇文章,大胆设想中国改造可先由各省立“国”,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一省一省问题解决后,便可达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参见毛泽东:《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5日。这是他屡试“新村”未果后,把各种社会改革理想在更大范围内付诸实践的尝试。然而,企图通过和平请愿,实行制宪的尝试又遭失败。

        毛泽东不仅善于领导实践斗争,而且善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经过不断剖析、扬弃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影响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1920年11月25日,他连续给向警予等5位会员写了5封信,着重谈到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48页。;革命运动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54页。);稍后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强调指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他对于社会改造有了新的思考:“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毛泽东1920年11月对易礼容6月30日来信所加的按语,《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

        新民学会后期曾召开过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1920年7月确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的巴黎蒙塔尔纪会议,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萧子升为首的温和派的分歧。另一次是毛泽东、何叔衡为统一会员思想,于1921年元月在长沙召开的新年大会,逐个讨论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采用什么方法和目前如何着手等重要问题。讨论中,会员们一致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会上“关于主义争辩甚厉”。毛泽东对旅法会友提出的五种方法进行了精辟分析:“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因此“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毛泽东的论述有很强的说服力,使“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谢觉哉日记摘抄》(1921年1月3日),《新民学会资料》,第169页。)成为共识。表决时18位与会者中“赞成布尔塞韦克主义者12人”,多数会员产生了组党组团的迫切要求。两次大会遥相呼应。在毛泽东和蔡和森领导下,新民学会发生了质的飞跃,即发展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后来学会74位会员中先后加入共产党的有31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夏曦、李维汉、蔡畅等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30多人从事教育和科技工作,并同情革命。只有极个别人后来变为反共分子。

        二、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五四运动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为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的需要,掀起一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此时,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有了更加频繁的接触。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同正在与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陈独秀多次交谈。他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第133、130页。)毛泽东在北京、上海,同当时中国思想界两位巨人的再度会晤,受到了深刻影响和启发,与他们建立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联系,进而确定了全新的革命目标和任务。

        1、 创办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努力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打下思想基础。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办了两件大事。第一是创办文化书社。毛泽东认为要发动组织革命斗争,首先要推动对新思潮的学习和研究,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他与何叔衡、彭璜等联合各界知名人士,共同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他在《文化书社缘起》中写道:“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9页。)对于新文化,他认为“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8页。。其深刻涵义是将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俄国作为学习榜样。9月9日文化书社开业时,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他们努力扩大营业范围,与全国六七十家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建立了联系。经营的书籍有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其中有《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劳农政府与中国》、《新俄国之研究》等译著,有《劳动界》、《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刊物。文化书社的迅速发展,团结了社会各界人士,促进了新文化、新思想在全省的传播,对于马克思主义宣传、湖南建党和培养干部等方面都起了特殊作用;同时,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新文化新思想将带来新希望的热切追求。文化书社不仅是湖南人民的精神粮站,新民学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毛泽东开展建党建团工作及与外省党团组织联络的重要场所。

        第二件事是发起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8月22日,毛泽东同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联络社会各界,召开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通过了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发行荟集个人和集体研究成果的《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罗斯考察和提倡赴俄勤工俭学等重要事项。9月15日研究会成立。会员们发表不少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毛泽东还将一些重要论文推荐给有影响的报纸转载。俄罗斯研究会在湖南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中影响很大,曾介绍任弼时、萧劲光等6位青年到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萧劲光回忆说:“那时,我们参加俄罗斯研究会不久,毛泽东同志是俄罗斯研究会的书记干事。我们是通过在船山中学学习的伍岳,找到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关系加入俄罗斯研究会的,后来也是通过他办手续去上海的。到了上海,我们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萧劲光回忆旅俄支部前后的一些情况》(1979年11月),《“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页。);后赴俄国留学。

        通过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等组织,毛泽东引导会员和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

        2、 列入全国组党计划的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建立的。1920年初,毛泽东经过实践斗争,认为单靠个人力量绝不可能实现社会的改造,更不可能撼动旧社会的根基;应当切实研究中国情况和问题,把有着相同志向的人结合成“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4页。)。当时,虽然尚未明确提出建立共产党,但已经产生了要建立一个能担当改造中国社会大任的坚强组织的设想。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酝酿筹备期间,受李大钊、陈独秀启发,回到长沙后,毛泽东结合当时社会政治实际情况,在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同时,坚持“潜在切实”、注重“打基础”、“找真同志”的方针,“不张扬,不标榜,不图形式,不务虚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新民学会先进分子中慎重开展建党的筹备工作。萧子升在晚年回忆时说:“1920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页。)

        长沙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一开始就列入全国的组党计划。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毛泽东与陈独秀等取得密切联系。据周佛海回忆,1920年夏他回到上海,见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讨组党时,提到计划“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下),第471页。)。李达在回忆各地筹建党组织时也提到: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1920年11月左右,毛泽东收到陈独秀、李达来信,接受正式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委托。他们还把上海发起组、上海机器工会的组织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宣言》起草等情况告诉毛泽东。期间,毛泽东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大会。陈独秀因赴广东出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未能来长沙。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史实表明,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建时,虽从未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公开过,但确实是在该会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的,时间约在1920年11月间。不久,毛泽东写信告诉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页。)

        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独特的贡献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毛泽东领导下,组织严密,步调一致,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在革命斗争中显示出坚强的战斗力;他们认真扎实,奋发有为,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实际工作,取得了优良业绩,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领导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优良业绩。第一,深入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全力办好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特别可贵的是他们在实践斗争和不断探索中,通过长篇通信和热烈讨论,使学习研究不断深化。1920年10月,毛泽东受湖南《大公报》委托任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长沙演说的记录员。他在12月1日致萧子升、蔡和森等会员的信中,对罗素的所谓“用教育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的观点进行了深入批判,对社会改良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其一,通过教育改造社会是不现实的。因为资本家掌握着教育权,并且有法律、军队保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其二,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而无政府主义要求“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结果必定“难以终其局”。(《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5页。)毛泽东在看到蔡和森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长信之后,非常高兴;在1921年1月21日的复信中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页。)不久,毛泽东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第三集》时特别提到,这一集“以讨论‘共产主义’和‘会务’为两个重要点。信的封数不多,而颇有精义”(《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75页。)。由此可见,这些通信和讨论,大大提高了党员对于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党的纲领等党建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

        第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使其成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1920年10月,毛泽东收到北京、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立即筹划建团工作。当年建团工作骨干、一师学生张文亮在日记中多处记载了毛泽东关于建团工作要贯彻积极慎重、注重质量的方针,以及要“多找真同志”、“中坚分子”的嘱咐。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1月13日正式成立,有团员16人,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郭亮、肖述凡、夏曦等都是团员。到7月份发展到39人,其中有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到1923年发展到700多人,成为全国团员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

        第三,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组织工作。毛泽东于1920年秋开办了湖南一师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向工人进行启蒙教育。在他的争取和帮助下,湖南劳工会先后创办了两所工人夜校和其他学校。他还经常深入到长沙各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宣传、组织工人开展斗争。李达在回忆中共一大时写道: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经验,认为“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二),第12页。)。

        由于长沙党组织做了大量扎实工作,党员队伍迅速壮大,数量多,质量也高。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发起组通知,于月底同何叔衡作为代表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2、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建立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使湖南地区罢工斗争得到迅速发展。一大闭幕后,毛泽东回到长沙,为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自修大学培养了湖南34县和外省4县的200多名青年,两年后就被军阀当局查封。1921年10月10日领导全省工作的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他首先到基层去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各级组织。他换上粗布短褂,穿上草鞋,深入工厂矿山,同工人交朋友,启发工人觉悟,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到自修大学等基础较好的学校去发展党员。他多次到安源,于1922年初在安源建立了湘区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到中共二大召开前湖南已有党员30人,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委员会。

        一大后,为了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还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泽东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他首先解决了湖南劳工会的改组问题,把这个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较深的工人组织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他的领导下,1921年12月25日长沙举行万人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共同支配中国”的华盛顿会议。此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途经长沙时,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接待了他。后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报告中说:沿路考察,一些城市的青年组织“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1921年12月底举行了罢工”(《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2—83页。)。毛泽东还派干部到基层,建立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建立长沙泥木工会等20多个产业工会,1922年11月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他和中共湘区委员会先后领导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特别是闻名中外的安源大罢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绝无而仅有”的成功范例。期间,湖南省罢工达10次,胜利及半胜利有9次,失败的仅1次,“大引起社会注目”(毛泽东:《省宪下之湖南》(1923年7月1日),《前锋》1923年第1期。)。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共湘区委员会成为全党领导得力、组织严密、业绩卓著的地方党组织之一。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毛泽东传(1893—1949)》,第89—90页。)中共三大,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开始了新的征程。

        综上所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毛泽东不仅是勇于实践、不懈奋斗的实干家,又是善于学习研究、不懈探索的思想家。他关注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重视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在认真的自我批评中吸取失败教训,使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升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真理和早期建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严肃的科学态度和积极开拓的实践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弘扬与学习。 〔夏燕月,女,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北京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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